该文是民国南昌工商界白叟徐少相先生于1963年7月完结的遗作，徐少相在旧南昌商会上班时间甚长，状况了解，把握资料全面，后人收拾发表于【南昌文史资料汇编】。本了部分节选。
南昌市商会树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(公元1901年)，。在华佗庙树立会所，定名为江西商务总会。其时举国上下，都有要求维新的呼声，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部逐步胚胎，商会安排极为社会各方面所注重。
江西商务总会即南昌市商会，便推举翰林刘景熙(灏如)为总理(职位与藩、臬平行，只对抚院用禀)，另设协理。总理、协理均由钱庄业出选。商会自有安排以来，不分区域，其掌管人向来均为钱庄业所操作。绸布业、土布业、银楼业、以及纸张、瓷器、中药等职业，虽属重要，但至多只能被选为付会长或常委。因为当地筹款，戎行筹饷，只要钱庄业登高一呼，才有实力立办。
商务总会内部安排设会董若干人，名为“增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”，事实上只要大职业才干当选为会董，小职业、小商贩是一贯在商会没有发言权的，商会实践是为“增进大职业大资本家之公共福利”。但凡较大的职业，都树立了各自的会馆，如钱业会馆、洋货业会馆、米业会馆等等。
民国树立，江西商务总会在万寿宫近邻合同巷内建起了一栋大厦，所以总会便从华佗庙旧会址搬家过来，并改组为“江西南昌总商会”。选用正副会长制，设正副会长各一人，下设会董七十余人，名义上按七十二个职业分配，实践仍是就较大职业洽谈分配，小职业在商会中依然没有位置。
自从刘景熙担任商会总理以来，人事变迁，适当杂乱，而以曾平斋一任威望较隆。曾平斋开设寿昌钱庄，此下一任会长者，如福慎安钱庄的龚梅生，元丰祥钱庄的涂松园，阜通祥钱庄的章润斋，庆昌成钱庄的卢馥窗，德昌祥钱庄的张继周，祥丰钱庄的徐瑞甫，义昌仁钱庄的余建丞，协余银号的余洁吾，源源长银行的陈卓堂。转来轮去，都是钱庄业十八罗汉，充分说明了正会长一席，非钱庄老板莫属。
市商会有这样一句话：“金融为百业纽带”。付会长一席，如益和缎号的罗朗山，胡源兴银楼的胡敏堂，布业工艺局的曾金三，罗洪泰中药号的罗文清，以非钱业而任付会长者的确屈指可数。小职业能得到个把会董，就算是吉星高照。
这时，在总商会的基础上，各职业原有会馆，一概改称××业公会，仍选用正付会长、会董制，各县市镇商会联合组成赣省商会总业务所，附设于总商会。
1926年大革命、北伐军霸占南昌，总商会按照新商会法改组为江西省南昌市商会，由会长制改为委员制，设执行委员会及督查委员会别离处理各项业务，起先有主席委员卢馥窗、徐瑞甫、王明选三人，常务委员张继周、岳景清、徐槐青、付锦元，梁兑石、李伯琴六人。
分设总务、财政、商事调停三科，财政科之下设财政委员会，办理会费的收入与开支；商事调停科下设商事调停委员会，继总会年代的公评处，掌管商事胶葛的调停，如东客租借胶葛等，并兼办法院托付的判定、清算等事宜。
南昌商团安排是商人安排的自卫集体，它的使命是辅佐军警，维护市场秩序。自卫团的安排，上为团，下分队和排，团长由商会委员投票推举之，团员一概发给，后因广州有商团之变，帮忙陈炯明暴乱，因此自卫团的，便被收缴回去，南昌市商团乃改称商团救火会，后再三演变为“南昌市商会救火总部”和“南昌市商会救火总会”,置有消防水龙，帮忙公安部门的消防队安排，担任市区救火作业。
不久，市商会在西棉花市救火总部旧址，募得一万二千元，制作钢筋水泥瞭望台一座，以替代本来的木架瞭望台，一起也替代了钟鼓楼的敲钟使命。与此一起，市商会还在三道桥，即现在南昌二中门口，方案制作规范钟楼一座，并向上海办来巨型规范钟一架，后因抗战军兴，放置下来，钟亦石沉大海。
市商会在余建丞任内，资本家为了给自己培育一批懂得商业管帐的人才，开办了南昌市商会商业夜班校园。校长由余建丞兼，教务主任姚肖廉(子介)，校务主任余守真，夜校内部行政作业由雷武球担任。
南昌市商会的主席委员，是由推举产生，因此每届推举，抢夺极为剧烈。有的使用金钱，收购选票；有的使用权势，操作“推举”,每届落选的大老板，因为既抹了体面，又丢失了金钱，乃另立门户，与市商会敌对。
如1914年，有落选的涂松圜，罗朗山安排的驻赣商帮协会，与曾平斋、龚梅生领导的总商会相敌对；
1934年有徐槐青，梁召南，杨芹芗等勾通新闻记者王效平、和曾剑东等安排的商情研讨社与徐瑞甫、万竹村等领导的市商会相敌对；
1947年有周友端、王明选、王名鼎等安排的南昌市商社与余洁吾领导的市商会相敌对。别的，资本家为了收购选票，还处处撮合，·操作“民主”,树立一些小集团，所以有1934年的徐槐青、:杨芹芗、邹肯堂、梁仁道，梁召南、张子藩，梁兑石等安排的“十兄弟”;
1947年有余洁吾，余厚基、余守真三人为首安排的智囊团”,以及1934年一贯传下来的集各行各业重要人物之大成的星期六聚餐会，这些安排大都是运用请客吃饭等方法作为手法，来进行撮合和拉票。
熊式辉来江西任主席，因欲图报余典臣(余建丞之兄)赞助他赴日本士官校园留学的恩德，加之，熊式辉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任内，又同余建丞大做生意，装满了腰包，所以对余建丞别垂青，他来到江西后，就暗示余建丞从上海到南昌来发财。
但余建丞在南昌没什么根基。当1936年余建丞竞选南昌市商会主席，同他唱对台戏的是靖安帮德昌祥钱庄老板张继周。
因为张继周在大革命时期，鉴于军阀邓如琢的戎行，在街上横行不法，岳思寅唐福山、张凤歧纵兵轰淫抢掠，一时人心惶惶，张继周以商会会长身份，挺身而出，筹款保持当地治安，对社会有必定奉献，而付会长胡源兴银楼老板胡敏堂，平常纸上谈兵，战时逃匿不出，不顾大局，不问会务，不垫款子，张继周独力支撑，相形之下，张继周颇得商民支持。
当南昌总商会改组市商会开端，商民均支持张继周竞选。但张继周时运不济，1932年第一次竞选时，遇到了江西裕民银行付司理曾庆嘉(南丰人)同他唱对台戏，而纸业公会主席徐槐青为力求打破钱庄独占商会的旧传统，也出来参与竞选，成果、张继周、曾庆嘉、徐槐青三人弄成鹬蚌相持的局势，反使徐瑞甫坐收渔人之利，成了主席委员徐瑞甫，常务委员张继周，曾嘉庆、徐槐青的局势；
第2次，1934年改组，张继周再遇劲敌徐槐青，爽性抛弃，徐瑞甫连任商会主席。成为主席徐瑞甫，常委徐槐青，杨芹芗、梁仁达、万竹村的局势；
第三次，1936年改组，张继周却遇到了“熊拐子”想要一手选拔的余建丞，以堂堂省主席之尊，要培养一个市商会的主席，原不费吹灰之力。
可是南昌商人却不甘屈服，仍共同拥张出选，这样就激起了熊式辉的恼怒，当熊式辉得知张继周具有600张至700张选票，比余建丞多100多张选票，竟匆促命令，禁绝开票，将票箱封存省党部，用省党部省政府名义，强轰民意，圈定余建丞为主席委员，余守真，朱明孙，周晋叔、岳景清为常委。
1943年，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在暂时省会泰和改组，余建丞天然想插手省商联会主席，余洁吾、周子实也不甘寂寞，并起打开竞选活动。
时梁栋任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，曹浩森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彭程万任省暂时参议会议长，余建丞自以为后台硬，威望大，能够予取予求。
不料同余建丞唱对台戏的王德舆，竞选手法，远比余建丞，余洁吾等“高超”十倍，本来王德舆身边有一个智囊团，余守真，王序灏、涂聘侯、周杨禅、陈卓堂等都是出谋划策的人物，虽然王德舆在江西商业界渐渐的开端锋芒毕露，可资格尚浅，但因为他多财善贾，触角多，商业网遍及东南半壁，运营得法，一时江西省的党政官僚，多半被他撮合或俘虏。
当省商联开会时，便由泰和源源长银行把泰和市区的悉数小包车包下，把各县市代表用包车接进送出，一起，把泰和市区的旅馆、饭馆也悉数包下，让各县市镇出席会议的代表食宿都不花钱，全归源源长开支，各商会代表整天纸醉金迷，其乐洋洋。
如梁仁道一到泰和，陈卓堂即送给六百元给梁交纳大会签到费。至于省党部，省政府，省参议会以致各厅处领导人，金钱上如有所需，源源长银行均有求必应。王德舆这样雷厉风行，当然会赢得满堂彩，余建丞因此落花流水，不得不偃旗患鼓，自愧不如。
王德舆遂一跃而为省商联会的主席，从此一往无前，愈加发挥手腕，从而竞选“国民参政员”及第二届“国大代表”,均如探裹取物，称心如意。
王德舆之所以成为一时红人，还应追溯到他的同乡，也是他的干将费子登对他的献计：有钱还须有权，有权然后能赚更多的钱，也只要有了权才干让别人多尽义务多出钱，自已少尽义务少出钱。”王德舆便是把费子登的话奉为金科玉律，才使得他自己功利双丰收的。
抗日战争完毕，南昌市商会于1945年10月由宁都迁回南昌，恢复活动。首先由各业商号向顺民清还店屋所有权。
南昌市商铺在旧社会一贯具有码头顶脚权，所谓码头是一家商铺在某地段开设多年，即获得在该地的码头权力。
例如：绸布业码头权一贯落在洗马池、杨家厂及臬司前一带，纸张业码头权在书街，书店一贯在磨子巷，一贯在街，寿木店一贯在高桥，棕麻篾货业一贯在箩巷，小木店一贯在新巷，生果店在生果街，鱼货店一贯在干鱼街……。
它们在各个当地获得前史沿用的码头权，房东则仅有业权，房客有租借权和码头权。市商会建立商事调停科，对东客租借胶葛的调处，维护商铺码头权，要求法院予以保证，而不容许房东恣意清业。
所谓码头顶脚权力，便是上手商铺老板因经营失利，将码头卖给下手商铺老板，归下手出一笔两边协议认可的顶脚费，就叫做承顶码头权。
南昌市商业码头顶脚有几十年的前史，所以当义民(避祸回来的人)纷繁归来，向顺民(敌占期间留在南昌的人)清店清业，受到了法院的肯定维护。别的，还有下手顶受上手对店房的装饰，付出了一笔装饰费，获得了装饰权力，也成为其时东客之间的一种胶葛。
华陀庙在南昌有许多，西湖南北沥徐雅祠堂旁就有一座，二层，五十年代初我看过安徽避祸两兄弟住，做糖人生意，周边都和徐雅祠堂相同满是三进老屋，北是西湖。现在一扫而空。
上一篇:盛通股份目前有哪些布局呢 下一篇:官方正式版下载